中国是瓷器的发明国，制瓷历史可追溯至夏商时期。公元8—9世纪，在造船与航海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中国瓷器开始大规模外销，此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对外陶瓷贸易的规模、深度与辐射范围持续扩大。瓷器作为核心贸易商品，极大促进了沿海港口与贸易市场的繁荣，推动了多层次、广域贸易网络的形成；中国制瓷技术的对外传播与生产互动，为世界陶瓷工业的发展与跨区域文化交流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为深入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深化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技术与文化交流研究，推动高水平对外交流合作，10月24—25日，由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承办、高宪平副教授担任学术策划的“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技术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逸夫科技馆报告厅成功举办。来自中国、荷兰、英国、德国、挪威、葡萄牙、日本、韩国、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参加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共设8场专题报告，聚焦海内外遗址出土与馆藏中国陶瓷器，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技术与文化交流。
开幕式由高宪平主持，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院长陈坤龙致辞，研究院党委书记耿小红出席会议。陈坤龙在致辞中介绍了北京科技大学和研究院的基本概况。他指出，本次会议的国际性不仅体现在参会学者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也体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本身；议题体现了对历史过程的关注，不仅关心产地、流通和消费如何连接起来，也关心不同地区怎样参与其中，把这些层面联系起来，有助于理解生产与市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让海上丝绸之路不再仅仅是一条贸易线路，而成为观察不同地区生产、交往和社会生活变化的历史脉络；研究视角多样，涵盖经济分析、科学分析、文化阐释和遗产实践，有助于推动古陶瓷研究与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和遗产研究展开对话。
会议现场
第一场为主旨报告，由沈岳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主持，Christiaan J. A. Jörg（荷兰格罗宁根博物馆东亚陶瓷前研究员、策展人）、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进行报告。Jörg介绍了一艘近期在大西洋公海发现的年代约1700年的欧洲沉船出水康熙时期外销瓷，涉及青花瓷、彩绘瓷、德化白瓷、宜兴紫砂、日本有田瓷等，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证据；秦大树运用博弈论分析9—10世纪陶瓷输出模式，解释阿拉伯商人活跃、中国商人远洋动力不足的经济逻辑。两场主旨报告体现出新材料、新方法、新理论对学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第二场报告聚焦海内外遗址出土陶瓷器，由裴明智（越南亚洲文明研究院院长）、项坤鹏（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主持，彭善国（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翟毅（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研究馆员）、单莹莹（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研究馆员）、申浚（韩国国立光州大学教授）、陈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信息中心主任）报告。内容涉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出土唐宋金元瓷器、拉斯海玛朱尔法遗址出土中国瓷器所见明代西亚贸易、韩国武宁王陵出土中国瓷器的用途与产地，以及明代北京毛家湾瓷器坑所反映的流通与消费，强调遗址出土材料对重建贸易网络和消费情境的价值。
第三场报告聚焦海上丝绸之路与陶瓷贸易，由彭善国、小林仁（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学芸课长代理）主持，魏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杜长江（越南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辛礼学（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张然（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助理教授）、Luís Urbano de Oliveira Afonso（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历史系高级副教授）、于永健（景德镇陶瓷大学博士研究生）报告。内容涉及元代海洋陶瓷贸易的多重叙事、15世纪东南亚“明代断层”（Ming Gap）与占婆陶瓷兴起、南海西北陆坡深海考古成果与博物馆融合发展、中国陶瓷的印度洋贸易、葡萄牙好望角航线与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瓷器消费，以及1350—1511年亚洲海上贸易网络中的中国陶瓷品类与供给来源，指出海禁更多改变贸易合法形式、港口节点与商品构成，并未切断跨区域商业联系。
第四场报告聚焦陶瓷器与文化交流，由Cora Würmell（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东亚陶瓷策展人）、张然主持，王冠宇（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研究员）、小林仁、陈洁（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项坤鹏、袁泉（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张睿锜（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报告。内容围绕明代龙纹与克拉克瓷的全球化、日本传世与出土天目研究新进展、元青花海外流通与“至正型”青花性质、清宫蒸馏器具与药露生产、朝鲜白瓷祭器，以及18世纪英国艺术作品中的潘趣碗形象变迁展开，揭示陶瓷在政治秩序、技术传播与文化交流中的多重角色。
第五场报告聚焦沉船考古发现，由Regina Krahl（独立学者、英国东方陶瓷学会前主席）、王冠宇主持，Geir Thomas Risåsen（挪威文化历史博物馆基金会策展人）、Michael Flecker（新加坡国家遗产委员会研究员）、Kiew Yeng Meng（马来西亚博物馆局研究员）、高宪平报告。报告介绍斯卡格拉克海峡18世纪瓷器沉船、沙赫·蒙切尔号（1796）上的中国陶瓷与贸易货物、马来西亚万历号等沉船的中国陶瓷，以及越南富国岛明代中期沉船出水瓷器的整理与初步研究，展现了水下考古与陶瓷考古对细化贸易时间、航线与船货构成的重要作用。
第六场报告聚焦沉船和水下遗产，由阮国平（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副馆长）、Michael Flecker主持，裴明智、裴雅静（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高美京（韩国国立仁川海洋博物馆展陈部高级策展人）、Sutenti, M.T.（印度尼西亚海洋事务与渔业部海洋资源总局沉船货物管理处处长）、高心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报告。内容涉及越南升龙皇城早黎朝御窑瓷器在东南亚沉船中的发现、康熙至乾隆时期沉船出水外销瓷、新安沉船发现五十周年研究回顾、印度尼西亚沉船货物管理实践，以及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所出磁州窑瓷器的生产与流通，体现沉船遗产研究、保护与展示利用的结合。
第七场报告聚焦博物馆瓷器收藏、展览与交流，由Geir Thomas Risåsen、陈洁主持，Regina Krahl、Cora Würmell、Marie Fongaard Seim（挪威文化历史博物馆基金会策展人）、Pariwat Thammapreechakorn（泰国曼谷大学东南亚陶瓷博物馆前馆长）、周乐聪（荷兰格罗宁根博物馆东亚陶瓷副研究员、策展人）、陈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报告。报告讨论1935年中国国宝赴伦敦展览、德累斯顿王室瓷器收藏、挪威文化历史博物馆中国外销瓷收藏与展览、东南亚大陆釉陶生产起源新假说、格罗宁根博物馆中国外销瓷收藏，以及明清制瓷工艺图像的国际传播与变异，凸显博物馆收藏、展览和图像传播在知识生产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第八场报告聚焦瓷窑生产与外销瓷，由杜长江、孟原召（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主持，黄信（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刘岩（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丁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曹建文（北京城市学院、景德镇陶瓷大学教授）报告。报告分别讨论定窑隋代窑址考古新发现、霍州窑金元时期产品流布与北方瓷业格局、外销瓷与东非斯瓦希里社会形塑，以及从东南亚唐宋沉船看9—13世纪中国外销瓷演变，强调窑址生产、产品流通与海外消费之间的联动关系。
最后，丁雨对本次会议报告进行了学术总结。他指出，两场主旨报告共同表明，新材料、新方法、新理论的结合正在推动学术创新。七场主题报告体现了三组关键词：一是“生产—流通—消费”。相关研究把窑址生产、沉船与港口流通、海内外消费情境联系起来，既以定窑、霍州窑、占婆、东南亚釉陶等生产信息为出土陶瓷溯源提供基准，也通过沉船和水下遗址勾勒贸易网络与时间坐标，并从俄罗斯、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西亚、东非直至欧美等消费情境，观察中国陶瓷如何融入不同区域文化并获取新的功能与内涵。二是“经济—政治—文化”。陶瓷流通首先是经济行为，但其生产、分配与流传背后也包含政治制度和社会权力考量；越南黎初朝的御用瓷器、沉船中时有时无的官器、元青花的性质、龙纹的流传、毛家湾瓷器等案例，以及蒸馏器具、潘趣碗、朝鲜白瓷祭器和日本流传天目瓷等，均展现出陶瓷在政治秩序、技术传播与文化交流中的多重角色。三是“材料—信息—知识—叙事”。历史研究旨在回归历史原境，但研究者与原境之间的距离本身构成课题，叙事则是我们最直接接触的界面。从收集分析材料、互通信息到提炼知识、制造叙事，信息会流失、知识会被选择、叙事会被创造和更新。历史时期考古常以文献叙事为潜在对话对象，应警惕简单证实或证伪文献的倾向；元代陶瓷贸易的多重叙事、深海考古带来的新叙事思路，以及博物馆收藏和20世纪中国国宝赴外展出等“后生产时代”的知识生产，都提示应重新评估学科的知识体系生产和叙事结构，推动文献、实物、图像与科学数据的平等对话。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是近年来陶瓷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领域一次高水平、高规格的学术盛会。通过本次研讨会，进一步加强了北京科技大学与国内外高校及文博机构的学术联系，为今后在考古发掘、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分析等方面开展更深入、更广泛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